五四运动百年：超越辛亥革命后的烦恼与人民立场的转向
超越辛亥革命后的烦恼与人民立场的转向
——五四运动百年祭
编者按：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都是伟大的反帝反封运动。辛亥革命成功了，也失败了，中国知识界的不少知识分子陷入烦恼之中。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显示出强大的组织力战斗力，让苦苦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知识界感受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走出烦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实现了人民立场的转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五四运动中的人民立场的转向，给那一代共产党人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相当深刻的思想印记，成为人们理解党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多个历史阶段中的方针政策的线索，成为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一把钥匙。中国共产党人是五四精神的最优秀的继承者。五四时期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人民立场的转向，一直影响到当代中国的政策导向和政治话语。
今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百年祭。百年前发生的这场席卷全国的伟大的爱国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百年来，一切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新的事物和新的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五四时期发生关系。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深入人心，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占据了主动，改变了中国人的语言和思维习惯，改变了一个东方大国里亿万人的生存状态。五四运动前后，思想界有不少知识分子发生了人民立场的转向，突破了辛亥革命后的烦恼，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本文着重探讨的是五四时期的思想界如何超越辛亥革命后的烦恼，实现了人民立场转向，锻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
一 辛亥革命后的烦恼
伟大的辛亥革命是具有民族历史意义的大事变，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历来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被拉下马，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现代化道路清除了一大障碍物，但辛亥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具有不彻底性，注定难以彻底改变中国腐朽破败的面貌，注定难以解决中国积贫积弱的问题。这次革命没有达到人民期许的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的目标，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列强支配中国的地位，农村没有发生革命，广大农民没有介入革命，封建思想的统治依然如故。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乃需努力。”此话是对志同道合者的勉励，谁能说此话里没有包含着辛亥革命失败后的酸楚、苦闷和烦恼？中国知识界中的先进分子们在初获辛亥胜利的有限的欣喜后，又陷入辛亥革命失败后的无出路的苦闷与烦忧之中。
毛泽东生动地描写了辛亥革命后人们由希望到失望的心路历程：中国人民的“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的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1]辛亥革命高潮过去了，涂在辛亥革命之上的“新漆剥落已尽”，革命前的“旧相”显现。参加同盟会的林伯渠在辛亥革命后是烦恼的。他回忆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新的转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么遥远，于是慢慢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此路不通”[2]同盟会元老、辛亥革命功臣蔡济民先生写有《书愤》诗词，其中说：“风云变幻感沧桑，拒虎谁知又进狼。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来假共和。”表达了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悲哀苦闷心情和对窃国大盗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控诉。
此时期的鲁迅是烦恼的。他描写自己“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而陷入“无可措手的”悲哀和寂寞，不得不在中国思想界执戟独彷徨。鲁迅曾以凝重的笔调叙述自己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悲凉、苦楚的心理状态：满怀希望地迎接辛亥革命的胜利，眼见革命后的诸多事变，过去的希望、欢欣变成现实中的失望、苦闷。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3] 1925 年又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4]。他以文学家的眼光和思想家的思想高度，全面总结和反思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他通过小说《药》中食用革命烈士人血馒头的场景，用《阿Q正传》里主人公悲剧的一生，刻画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群体的不觉悟，哀其不争。具有先进思想的鲁迅心生悲“哀”，其“哀”源于鲁迅寄改造社会希望的阿Q、华老栓等民众，在中国反动的统治阶级的极端政治、极端文化统治之下，已缺失了抗“争”反动统治改变自己悲惨命运的能力，不得不接受着无情的压迫。鲁迅心系苦难的精神麻木的民众，这些民众，包括《故乡》里的木偶般呆滞有苦说不出的老年闰土，包括了《祝福》里的饱受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压迫欺辱倒悬于苦难中的祥林嫂。当然，此时的鲁迅，怀疑的眼光是有的，頹唐情绪也是有的，但不致于绝望。此时复杂的心情，鲁迅用“绝望之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作了描述。他在寂寞中依然对热情者表示同感，暴露旧社会的病根，“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5]
此类烦恼，不为上个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所独有。马克思主义诞生前的法国和英国的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尽管曾经像狂热的宗教徒那样热情洋溢地宣传自己的美好理想，激情四射，信心满满，但美好理想无法实现，不得不在烦恼、寂寥中度过晚年。他们的苦恼，来自于没有找到改造世界的正确路径。他们不是从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的角度，将改造社会的力量寄托于从事劳动实践的无产阶级，而是诉诸于理性正义和道德呼喊，诉诸于偶然出现的圣贤英雄。正如恩格斯所批评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6]空想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找到变革社会的客观力量而烦恼，同样地，辛亥革命后的一部分强烈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也是因为没有找到改造社会的阶级力量而烦恼着。这些烦恼者，品质高尚，嫉恶如仇，痛恨世间不公平，但他们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观察社会现象，没有寻得实现未来美好社会的科学途径，没有找到实现美好理想的阶级力量。他们勤于思考，在脑袋里构想美妙的未来社会，他们将实现未来美好社会的希望寄托在良心发现的君王、富豪、英雄身上，而看不到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人是广大的普通人民群众。理想越美好，越难以实现，越是徒生烦恼。
在五四时期之前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被放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心，人民群众推动历史的巨大作用被淹没于帝王将相的历史伟业之中。在五四运动中，人民群众变革世界的威力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示，过去被人忽视的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强烈震撼了苦闷中的中国知识界，促使知识分子重新打量、评估劳动者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正是因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这批知识分子，突破了辛亥革命后知识界思想苦闷的困境。五四运动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作用在于：一大批先进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前后经过各种社会思潮的比较和现实实践的选择，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践行马克思主义，在民众中积极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农运动的结合，为不久以后成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的中国共产党，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并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展示出改天换地的作用。
二 感受人民力量与人民立场的转向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九十多年历史的拥有九千万党员的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大党，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基础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大都是具有崇高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英勇战士。要成为共产主义者，就需要信奉并践行马克思主义，就要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正是在五四运动的疾风暴雨中，一部分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惊恐于发动起来的人民群众运动的浩大声势，害怕群众，回避群众，这是五四运动的右翼，而另一部分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则感受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感悟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作用论述的真理性，这是五四运动的左翼，他们中的不少人接受了唯物史观，成为了共产主义战士。
五四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但五四运动伊始，由于没有工农的参加，仅局限于知识分子参加，反帝反封运动的声威受到一定影响。一直到6月3日、4日、5日，大批的学生走向街头，抗议卖国政府，数百学生被捕。这场大拘捕，骇人听闻，天怨人怒，激起全国各地各界的强烈愤慨，五四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一时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广大人民群众正义凛然地投身于爱国运动来，爱国斗争渐成燎原之势，全国绝大部分省区、百余个大中城市卷入到这场洪流之中，尤以产业工人聚居的上海爆发的六三运动规模最大。6月5日，上海工人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上海商人也举行了罢市。一些地方的工人、商人积极响应，推动了斗争的发展。有了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参加，运动的反帝反封的彻底性充分表现出来了。毛泽东说：初期的五四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7]由于广大无私无畏的工人阶级表现出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五四运动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爱国运动，强烈地表现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性质。
单有知识分子参加，或者单有工农参加，都不会开辟出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只有知识分子深入工农，与工农打成一片，才能创造出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五四运动中，有一个重要的景象，那就是青年学生活跃在街头巷尾，散发爱国传单，发表爱国讲演，演出活报剧，号召抵制日货，激发了社会大众的爱国热情。5月14日，天津中等以上学生成立联合会。25日，天津女校学生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邓颖超担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在两会的领导下，热血沸腾的男女学生分别组织讲演队，到公共场所作宣传，沉痛诉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揭露政府的卖国罪行，要求各界奋起救国，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8]天津报纸报道学生演讲时，“沿途听者甚众，内有一苦力，亦宣言誓死不买日货。”[9]这充分表明，青年学生的街头讲演，启发了工人，提高了政治觉悟，摆脱了狭隘的思想，自觉担负起民族的责任，推动了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商人、工人相互影响，相互鼓舞，联合行动，汇成不可阻挡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怒潮。据当时报载：“一闻商界罢市，各工人亦有罢工之议。”[10]“这几天来的工人，因为见了学界商界的救国行动，自己想自己也是中国人，不应该没有一种表示，这种思想原是我们所佩服钦仰的。”[11]日本人在沪企业里的工人，也积极投身于罢市罢工浪潮中。
五四运动参加者的左翼，眼看到过去被置于历史角落里被人看不起的普通工人行动起来后的排山倒海的伟力，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确立了新的宇宙观、人生观，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老一代革命家董必武在五四运动中受到了这种思想的洗礼。他一度秉持英雄史观，曾经将变革社会的希望寄予高级军事将领身上，热心搞兵运工作，而在轰轰烈烈的群众性五四运动中，历史观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体会道：“中国以前从事革命工作的人，多半偏重上层的改造，而忽视民众的组织。辛亥革命，虽然颠覆了清朝统治，而民众的势力太薄弱，民众的组织太不完备，不不能够拥护革命政府而铲除反革命势力，所以不久便与反革命妥协而终于失败了。”[12]在参加五四运动活动中，亲眼见到工农群众的力量，在加上十月革命的鼓舞，董必武领悟到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少数英雄和圣贤，不是神仙皇帝，而是普通人民大众，才是决定历史和国民成败的决定力量。他曾回忆道：“五四运动发生后，我因革命工作新策略新方法而纳闷，于是同朋友们商议这些问题。”“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我断定单在军队中做秘密工作是无用的，必须为人民运动打下基础。我们总是做军事将领的工作，而军事将领通常都变节背叛，因为他们对革命无所理解。我们从来不去做普通士兵的工作，甚至也不做普通土匪的工作。……我断定，革命必须有一个真正的群众基础”。[13]他认为，过去远离民众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应改为一种能够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方法。”[14]中国要革命，就是要唤起民众，接近群众，组织民众、依靠民众。董必武义无反顾地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方法实现彻底的决裂，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奋然前行，自觉地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者。参加了共产党成立大会，进一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
董必武的思想历程，代表了他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成长经历，生动地诠释了五四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历史上的地位，确实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参加过同盟会的“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说：“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15]五四运动的左翼中的先进者，较早地意识到应该重视农民问题，李大钊先生在1919年提出：“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16]此时的李大钊尚将农民当作“被开发”和“被解放”的对象，而到了大革命时期，李大钊已经认识到农民不再是被动的一方，而是蕴藏着巨大革命，能够“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17]的阶级。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蔡和森，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检讨了思想界的英雄史观。在1921年他有了这样的认识：
“来自一般中产阶级学者或空想的社会改造家，好似他个人的头脑支配世界，视社会改造或社会革命为几个圣贤豪杰、伟人志士、思想家、学问家的掌上珠、图案画和绣花衣，任凭他们几个人的主观理想去预定，去制造，去点缀，去修饰，去和颜色配色，去装腔作势，去包揽把持，去迟早其时，去上下其手，指挥群众如此如彼的做去便是，这真愚妄极了。我敢大声唤破这种迷梦：社会革命与染有中产阶级色彩的思想家和被中产阶级学说、教育、势力熏坏的改革家全无干涉。任凭你们怎样把你们的理想学说绣得好看，雕得好玩，总与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不能接近，不过在资本家的花园里开得好看，在资本家的翰林院内供他御用罢了。一旦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迫来，有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饥民要面包，兵士要停战，工人要工厂，农人要土地，乱七八糟爆发起来，任凭那些中产阶级学者及自命为理想的改革家，任凭军阀而结为神圣同盟，也是遏制不住的。”[18]
五四运动以前的毛泽东，极力推崇圣贤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著作《理想国》里描写的“哲学王”治理国家一样地期盼“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横空出世，担负起扭转乾坤的历史重任。而在五四运动中，“他开始看到过去他没有发现的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民众联合的基础是什么？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 [19]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他的这篇文章，改变了过去常用的词汇“我”而大量使用了“我们”一词，表明他已突破了个人奋斗的“小我”，转向内涵为人民群众“我们”。此时的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不再看重个人的力量，而是寄托于民众中，依靠千百万民众的大联合，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
有必要说明的是，此时的毛泽东提出的民众联合起来后的行动方法，并没有达到彻底的唯物史观的高度。他真诚地称颂十月革命，但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打倒强权，而是要民众“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不流血的‘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20]显然，此时的毛泽东尚没有彻底地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上来。尽管如此，这不是表明五四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没有深入青年知识分子的心，仅是说明，一个人思想上发生改变，常常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蜕变过程，不是一步就可轻松实现的，已进了一步的思想还要继续接受社会风暴的洗礼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三 从人民立场到以人民为中心
孙中山先生在遗嘱里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的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五四运动告诉人们，要彻底地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五四运动中得到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五四运动中发生的知识分子向民众立场的转向，留给毛泽东等人的思想印记是相当深刻的，以至于在1939年5月1日发表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里，毛泽东提出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力量是工农，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离开革命的根本力量和领导阶级，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比辛亥革命时更有觉悟，能够站在运动的前沿，能够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他提出一个论断：“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21]
五四运动以后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中，除了一部分顽固的右翼青年外，广大知识青年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但青年知识分子不是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工农大众，是觉悟起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的广大民众。毛泽东在1939年5月4日纪念五四运动的讲演中认为：“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22]再次重复了5月1日提出的判断一个青年革命与否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23]
五四运动中的人民立场的转向，五四运动中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给那一代共产党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思想印记，以至于在五四运动后的中国革命经历的若干个阶段里，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基本主张里，体现了五四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的人民立场的转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相信群众，成为人们理解党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多个历史阶段中的方针政策的一把钥匙，成为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一把钥匙。
1921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里，提出“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24]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里，提到组织工人，成立产业工会，“教育工人，使他们在实践中去实现共产党的思想。”[25]在1922年7月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地提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队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26]当党内外出现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责难时，五四时期确立的人民大众立场决定了毛泽东旗帜鲜明地站在农民运动一边，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赞扬了“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27]的农民运动，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指责。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面对敌军围困万千重，信心满满，潇洒地“我自岿然不动”，其原因在于毛泽东有了保护自己消灭敌人的“铜墙铁壁”，这个铜墙铁壁不是钢筋水泥修筑的碉堡，但比钢筋水泥修筑的碉堡还要坚固千万倍，因为这个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
五四运动参加者的右翼，走向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道路上去，排斥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不少人进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集团里。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蒋介石集团的世界观，决定了无法制订出动员全民的抗战路线。而继承五四运动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必然地逻辑地认为真正强大的抗战力量属于人民，必然提出全民抗战的路线。毛泽东在1938年2月11日的延安反侵略大会上演说，将抗战的“人民”这一概念的外延扩充到“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和全日本人民”，说“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和全日本人民的大团结，其力量是如何伟大，这种伟大的力量是无疑要把侵略者的力量逐渐削弱下去，最后把它打倒。”[28]还在《妇女们团结起来》演说里讲：“人民是有能力的，他们的力量是最伟大的，他们结成了团体，就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的常胜军。”[29]“五四”后，逐渐形成了党领导的文学艺术队伍。人民立场和群众史观，决定了一个文学家艺术家的文学艺术观。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文艺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根本问题。这样，就能够理解毛泽东看了京剧《逼上梁山》后，专门写信致谢该剧的编导，说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还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30]毛泽东将一个普通剧目的演出事件上升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从一个普通的剧作里看出中国文艺的大格局大方向。这是由五四时期奠基的人民立场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教育群众、动员群众，靠着人民群众的支持，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大陆的完整统一，建立了新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五四精神结出的丰硕果实。
中国共产党人是五四精神的最优秀的继承者。五四时期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人民立场的转向，一直影响到当代中国的政策导向和政治话语。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说过：“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31]还说过：“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32]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时，必然面临着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政治感情和政治立场的问题。为此，党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提出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基本原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与人民形成了血肉联系、鱼水关系，从群众中获取智慧，才有能力攻坚克难，取得胜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一刻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加。五四运动近百年后的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命题，这是一种政治宣誓，体现了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的政治感情和政治话语，秉持了五四时期的人民立场，颇具有五四精神的余韵。
这个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强大？是人民的力量最强大。无论怎样改革，改革无论深入到何种程度，作为改革领导者的共产党干部，都要毫无疑问地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建立并强化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站稳群众立场，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发展的思想和工作导向，在密切联系群众中吸收群众中蕴藏着的无穷智慧，增长做好群众工作的政治才干。群众中有落后分子，但大部分群众是通情达理的，要关心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用党组织的温暖化解矛盾，赢得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认真想一想群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唯有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回应群众诉求、真情顺应群众期盼，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把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从而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33]要带着阶级感情做群众工作，关键是在制定改革方案时，心中要有人民的疾苦，比如：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句堪称名言的论断，闪耀着治国理政的智慧光芒，生动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当房价高到几代人血汗钱被榨干的程度时，当炒房投机倒卖一套房子所得比普通劳动群众数年辛辛苦苦的劳动所得还要多的时候，当出现勤劳的不能致富而投机的发大财的时候，必须贯彻“只住不炒”的住房政策理念。“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对五四时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们的人民立场转向的最好继承和最好纪念。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2]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载于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
[3]《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5页。
[4]《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7页。
[5]《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6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8]《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9]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系《五四运动在天津》编辑组编：《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10]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1页。
[11]楚伧：《工界救国要有个区别》，载《民国日报》1919年6月11日。
[12]《董必武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13]《董必武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14]《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4页。
[15]《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页。
[16]《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4页。
[17]《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
[18]《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3页。
[19]《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3页。
[20]《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560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页。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6页。
[24]《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文献通典》第1卷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25]《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文献通典》第1卷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26]《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文献通典》第1卷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2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2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30]《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3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7页。
[33]《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1页。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 年第 2 期；作者：王传利，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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